很多人会天真地认为，公共政策都会以“多数人的利益”为目的
捉刀漫谈

自由主义大师阿克顿勋爵说过：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这就是权力赤裸裸的危害。

公元前356年，秦孝公和商鞅取得变法大权后，召集儒生来评价变法的好坏。

结果，不管是说好话、还是说坏话，全部被发配充军。

秦孝公和商鞅这么干的目的，就是警告秦国所有的知识分子，对于君权的决策，你既不能说它好，也不能说它坏。你没有资格评价，只能无条件的执行。

这就是权力赤裸裸的态度。

沿着这一思路，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对权力的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哈耶克认为，即使行使权力的人动机十分高尚，即是他的理想足够崇高，即是他的初心是为民造福，他的权力也应当受到严格的限制。

因为世界上没有永不犯错的神仙，也没有永远正确的圣人，这是常识、这是公理。

无论是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还是自由主义之父洛克的《政府论》。

无论是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的《联邦制宪会议记录》，还是美国政府制度设计者汉密尔顿的《联邦党人文集》。

这些伟大的思想先贤都曾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思考过人类社会这个最重大的政治命题——为何要限制权力。

今天，我们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来揭示一下这个真实的政治规则。

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詹姆斯·布坎南。

瑞典皇家科学院评价说：布坎南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将经济学中的个人交换的理论应用到了政治决策，在传统经济学体系中创建了一种独立的政治决策理论。

这就是公共选择理论，布坎南创立的这个经济学派就叫公共选择学派。

布坎南师从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弗兰克，与弗里德曼一样，也是朝圣山学社的成员。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布坎南对权力运行的原则进行了最全面、最系统的梳理。

第一、掌权者也是普通人。

人都有利己之心，这是公共选择理论的立论三要素之一。

掌权者也是普通人，也有个人利益的考量，所以当他们在制定和实施政策时，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权力和私利，而不是公众的福祉。

所以布坎南说道：只有把所有掌权者都视为流氓强盗，才能防止最糟糕的统治。

如果只是一味地惩罚或者更换掌权者，而不是改变权力运行的规则，那么政治失败就会成为常态。

第二、政治也是一种交易。

这也是公共选择理论的立论三要素之一。

经济是一种人和人的交易，比如订立契约。

布坎南认为，政治也是一种交易，政治活动的决策者、执行者，以及后果的承担者，归根结底都是具体的个人，政治活动无非也是达成协议、制定规则。

因此，政治也是一种交易。

在分析政治问题时，很多人会天真地认为，政治是公共事务，所以公共政策都会以“多数人的利益”为目的。

但实际上，既然公共政策也是一种交易，所以照样可以为了私人利益，而出卖公共利益，甚至不惜发动战争。

因此，为了公共利益，必须设置限制机制，约束掌权者服务于公众福祉。

第三、市场会失灵，政府更会失灵

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市场会失灵，会带来贫富差距，为此提出了政府干预的神话。

但布坎南却一针见血的指出了国家干预的失败：在经济上行的周期，政府的财税收入也会相应的提高，彼时政府应该节省开支、降低负债、做好储备，以应对将来的经济下行周期。

但实际上，无论是民主政府还是包办政府，经济越好的时候，他们浪费财政越没有节制，直到把纳税人彻底榨干，从而再次引发经济危机。

他进一步发现，越是喜欢强力干预的大政府，就越容易遭遇市场失灵。

因此，要想防止失灵，恰恰是要约束政府的财政扩张。

自人类有国家的那一天起，不受制约的权力，给人类带来的灾祸，就远远超出了自然灾害和个人犯罪的总和。

1986年布坎南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讲中说：如果将社会博弈比喻成一场体育比赛，那么首先就是要设计好比赛的规则，没有清晰的规则，比赛必然一片混乱，就会出现一种强盗逻辑。因为裁判权掌握在人手里，而不是规则。

布坎南认为，最公正的规则应该是在“无知之幕”后设计出来的，也就是设计规则之初，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类利益群体。

通俗理解就是，负责分蛋糕的人，要最后一个拿蛋糕。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规则才能称得上公正。

沿着这一思路出发，迄今为止，人类约束权力的规则主要有四个：一是宪法法治，二是民主投票，三是分权制衡，四是分区自治。

这四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仅有宪法不可行，因为宪法可能沦为摆设，因此需要分权制衡。

但仅仅依靠分权制衡也不可行，因为会形成利益集团，因此需要民主投票。

但仅仅依靠民主投票也不可行，因为会形成多数人的暴政，因此需要分区自治。

正如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所说：人不是天使，任何拥有权力的人都会有野心，要制约野心，就必须以野心来对抗野心，除此之外、别无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