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瓜瓜在推特上发的中文信，和英文的略微有些区别。我们将英文声明翻译成了中文，发到这里。有兴趣的可以对照看一下：

薄瓜瓜信件英文版有更多内容，我完整校对了 您看看：

我本想低调行事，并在聚光灯之外完婚，但中国媒体最近几周的狂热，包括被断章取义的婚礼视频泄露，持续引发外界猜测。在过去的12年里，我和家人从未在公众面前为自己辩护，而是选择默默忍受一个被误导的公众的恶意。但过去事件的重现现在迫使我做出回应——目前只能简短回应，因为有太多话需要说。

1.⁠ ⁠关于个人行为

《华尔街日报》曾在头版报道我开法拉利来接一位有争议的约会对象。随后，《纽约时报》等媒体的调查证实这些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捏造，迫使《华尔街日报》撤回了该文章（当然是低调地）。的确，我曾是个花花公子，喜欢漂亮的女人；但说我开着法拉利，穿着晚礼服去餐馆，简直像是韩剧里的老套幻想。我想知道，这篇充满“实际恶意”的文章是如何编造出来的，又为什么会在政治敏感时期被发表？

还有人声称我被牛津大学开除。确实，我第一年几乎没怎么学习，常常在辅导课前一晚才临时拼凑文章，而把竞选牛津辩论社选举放在优先位置——这是一项涉及大量派对的活动（愉快时光），但最终导致我的学院（贝利奥尔学院）禁止我进入校区（悲伤时光）。当时的我亢奋而不成熟，我深感辜负了我的导师。但我从未被“开除”，并在毕业考试前改过自新。此外，我在2009年曾休学一年，回到中国陪伴我病重的母亲。

2.⁠ ⁠关于腐败指控

我的妻子曾开玩笑问我：“我们家族据说藏在海外的财富到底在哪？”我回答：“我也想知道！”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的财富，就不需要夜以继日地辛苦工作了。当年，有一支规模庞大的调查队伍，成百上千的人，仔细审查了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但他们依然找不到所谓的“数十亿”。所以，如果有人知道这些财富在哪里，请告诉官员们，也告诉我！

有人声称徐明是我们家族的“白手套”。确实，徐明是我们的亲密朋友。他不仅是一个开创性的企业家，也是一个洞察力深刻的朋友，他送给我的礼物是他的智慧——这比金山还珍贵。我们的关系始终光明正大。难道每一段政治与商业的关系都一定是不堪的吗？

众所周知（但似乎被遗忘了），我的母亲创办了当时北京最成功、最有声望的律师事务所之一。她曾代表《财富》500强企业，是一位重要的纳税人，完全有能力支持我的生活费用。

我母亲的背景无疑给她带来了一些优势——无论是否公平，她有与之匹配的才能。她是第一个成功在美国法院为中国公司争取权益的律师，这一事迹后来被记录在《胜利在美国》一书中，并被改编为电视剧。

至于我自己，为了避免任何利益冲突的嫌疑，我被禁止进入任何盈利性企业实习。我父母的落难解除了对我的这些限制，使我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在公开市场上竞争。经过起起伏伏、成败得失，我现在有信心在任何领域站稳脚跟，无论是法律、金融还是政策。

3.⁠ ⁠关于我父亲的三大错误

第一，我父亲认为，努力工作并改善人民生活就足以让他成为一个好领导。他忽视了建立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在一对一的交流上表现得很差。这使他显得孤傲。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复杂多样的国家，我们数千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稳定是繁荣的前提，而和谐是稳定的前提。我父亲的方式不够和谐。

第二，我父亲认为，人们在物质富足后，需要精神财富。他从提倡阅读东西方经典开始，包括卢梭和麦迪逊的作品，并唱响属于我们文化遗产的革命歌曲。但这演变成了一个失控的群众运动，让人想起了一个可怕的时代。我父亲未能妥善管理。

没有哪个家庭比我的家族更痛恨文化大革命。我父亲和他的兄弟姐妹、我的祖父们都被监禁——我父亲当时才16岁。没有被关押的家庭成员则被流放或成为孤儿——我母亲当时才8岁。一位祖母被谋杀，另一位祖母看到我带回家的一只印有文革标语的袋子时，甚至会感到恶心。

第三，重庆长期被根深蒂固的腐败和渗透政府与社会的犯罪集团所困扰。不要相信我的话，去问任何一个重庆人。我父亲意识到，在根除这些黑暗面之前，不可能发展这座城市。我相信法治，但我也理解并非总能采取程序完备的方式（可以参考《哥谭市》）。我父亲知道他的选择是做，还是不做。在发起行动之前，他对我说：“如果我不打击黑社会，我怎么面对你爷爷的在天之灵？”

那些说我父亲目的是为了巩固他在重庆的权力的人是无知的。作为从北京派来的市委书记，当地的势力都在争取他的青睐。如果我父亲随波逐流，政治上会一帆风顺。

但我父亲在领导中犯了错误，他选错了人负责。王立军最初以英雄警察和敢于与犯罪作斗争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但随着他不断晋升，他变得更加冷酷和权欲熏心。反滥用权力的行动因此变成了滥用权力的行动。

王立军预见到我一贯敏锐的母亲可能会成为麻烦，因此以其自封的医学专长和我们安全主管的身份为掩护，操控了她的医疗团队，并给她服药使其长期处于虚弱状态。当王的罪行的证据逐渐堆积时，一切都已经太迟。他寻求了新的保护伞，并铺好了道路，最终导致了美国领事馆的对峙事件。

4.⁠ ⁠关于我母亲的清白

作为儿子，我不相信一个如此优雅、聪慧的人会采取谋杀这样的手段。

作为知情人，我看不到任何动机。尼尔·伍德只是一个普通朋友，不对我们构成任何威胁。与广泛报道的说法相反，他与我去英国或进入哈罗公学毫无关系。实际上，我们是在我哈罗的第三年才见面，介绍我们的唯一理由是他是住在大连的一位“老哈罗人”。他寻求我们的帮助来挽救他在中国经营不善的商业，但在我们拒绝后感到失望，说他会构成威胁的说法太过牵强。然而，王对他表现出一种奇怪的兴趣，刻意强调他虚假的“间谍”身份，邀请他去重庆，让他住在王实际控制的酒店，并带着我母亲去见他……

作为一名律师，我看不到任何能证明我母亲有罪的令人信服的证据——无论是一谋杀罪，还是过失杀人罪。我想问，有哪个律师会持不同意见呢？

5.⁠ ⁠关于无意参与政治竞争

与传言相反，薄家和习家并没有历史上的冲突。习家长辈去世时，我祖父还撰写了一篇饱含深情的墓志铭。父亲早就表示对习的全力支持，从未试图与之竞争。我父母的入狱与他无关。然而，仍有人试图从中编织政治斗争的戏码。

以上是我简短的回应——信与不信，由你决定。遗漏并不等同于默认。我也享受这些恶意，因为我相信，一个没有敌人的人就没有朋友。

我的父母仍然是我最钦佩的人（以及我的妻子！）。正如我对私人客人提到他们三人的时候所说的：

“幸运的人会在妻子身上看到母亲，而我在妻子身上看到了我父亲对母亲的看法：她在我沮丧时鼓励我；在我咄咄逼人时约束我；在我过度热情时中和我……她也会在我游戏玩得太久时把我赶下沙发。”

——薄瓜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