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湖南长沙爆发一起声势浩大的外卖员抗议事件，原因是外卖员被保安限制骑电瓶车进小区送餐，引发多个外送平台骑手集结现场声援，抗议活动从22日持续到23日。有评论指出，外卖员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反共力量，已从反抗演变为“黄巢式”集体行动。

长沙外卖员集体抗议 从深夜“闹到”清晨

综合社媒消息，12月22日，湖南长沙爆发一起大规模外卖员抗议事件，起因是长沙合能璞丽小区有外卖骑手被要求只能推车或步行进入送餐，但住户却可以骑电瓶车进出。但骑手被平台强制派单，不送要罚钱或封号，送餐又不让骑行进去。骑手想强行骑车进入，被保安拦截并发生肢体碰撞。

22日深夜开始，大量骑手赶到涉事小区附近集结，他们开着电动车、摩托车，打开车灯，围着一辆车一圈一圈在绕行，不断地按喇叭示威。甚至多名骑手追着警车鸣笛抗议，场面极其罕见。23日凌晨约5点左右，骑手“抗议大军”仍在街上游行鸣笛，几乎通宵不散。有特警排队小跑赶到现场“维稳”。

23日早7点左右，涉事地周边突然响起类似防空警报的声音，骑手们干脆在马路中央绕圈狂欢，像似把愤怒演变成一场“底层狂欢”，有网友在远处拍视频直呼：“这画面太超现实了”。最后当局派特警封锁现场、驱散人群。

外卖小哥是当下中国最典型的底层劳动者，这次长沙事件可见，外卖员的上面有来自管理平台和制度的压力，中间有相关物业和保安的管理压力，下面有骑手间的竞争和自己背后一大家子要吃饭的人，“如果哪天他们真的被逼到绝境，这股力量有多大？”

评论：外卖员，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12月23日，时评人“新高地”在X平台发文指出：长沙合能璞丽小区的外卖员抗争事件如同一枚引爆的火药桶，迅速点燃了公众的目光。中国有1400万人的外卖员规模，他们的网络化组织和快速响应能力，已从零星“献忠式”反抗，演变为“黄巢式”集体行动。

文章指：为什么这个群体对中共当局不满？根源在于中共系统性的剥削和监管缺失。首先，外卖员工作条件极端苛刻：平台如美团和饿了么的算法不断压缩配送时间，导致骑手们“逆行超速”成常态，交通事故频发。2024年以来，多起骑手“崩溃”事件流传，他们抱怨超时罚款、低单价补贴，以及恶劣天气下的无保护劳动。

其次，外卖员收入不稳：尽管日订单量巨大，但平台竞争激烈，佣金抽成高达20-30%，骑手月入往往徘徊在5000-8000元，扣除电动车维护和罚款后所剩无几。再次，社会保障缺失：超过60%的骑手没有正式社保，受伤或失业时无人兜底，这被视为当局对“新业态”监管的失职。


最后，外卖员与物业、保安的冲突频传，象征着底层劳动者被“精英社区”排斥，放大阶级矛盾。这些不满虽起于平台，但矛头往往指向政府---因为当局的劳工政策未能有效干预，导致骑手们在疫情后经济低迷中首当其冲。

文章还指：从长沙抗争事件可看出，外卖员不是孤立的“螺丝钉”，而是一股潜在的集体力量。1400万人的规模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他们的网络化组织（如微信群召集）和快速响应能力，已从零星“献忠式”反抗演变为“黄巢式”集体行动。如果当局继续忽略他们的权益诉求，这股力量可能进一步发酵，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导火索。毕竟，底层民众的“退无可退”才是真正的隐忧。

不仅外卖员，最近的农民返乡也令中共胆寒

11月13日，中共农业农村部在云南召开的“全国乡村工匠培育及脱贫人口务工就业工作会议”上，副部长姜文胜亲口喊出“坚决防止规模性返乡滞乡！”。这句话迅速引发全网关注，因为它相当于官方亲口承认：2025年农民工返乡潮已令北京坐立不安。而更可怕的是可能带来的连锁反应。

往年，中国农民工返乡高峰要到腊月二十之后，今年从9月就已开始，11月中旬已呈现井喷之势。广州、深圳、东莞等多处火车站、汽车站，随处可见眼神麻木、沉默不语，拖着纸箱、破旧行李箱的农民工。因为城市里找不到工作，只能提前回老家“被过年”。

截至2024年，中国农民工总量已接近3亿人。有评论指出，中共最怕的不是GDP数字难看，而是这3亿农民工一旦在县城、乡镇彻底失业、滞留，聚在一起酝酿出的愤怒可想而知。明末李自成、黄巢、唐末黄巢，历史上每一次王朝末年，都是流民四起、民不聊生。今天的中共，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这个逻辑。

根据英国《卫报》12月19日独家报道指出，以11月在海南省临高县发生的不满政府拆除一座小型道教庙宇，而引发民众抗议为例，虽然抗议规模并不大，不过这种民情激愤场景却一再于中国各农村地区上演。根据华府“自由之家”旗下的“中国异言网”（China Dissent Monitor）的追踪资料显示，在今年前11个月，已经记录到661起地农村抗争事件，其较去年全年增加约70%。